《岁月神偷》：偷不走的生命意志

文/基督山伯爵

近两年的香港电影颇有一些触底反弹之势，而这种回升的状态很大程度上都依靠着警匪片与动作片在勉强维系。口碑极佳的《天水围》无疑算是一匹黑马，它犹如一根在影院中划燃的火柴，在短暂的燃烧之后便渐渐消失，而那一缕耀眼的火光则永远定格在了金像奖上。毕竟对于市场来说，艺术电影总是很难有巨大的作为。同样的问题也是《岁月神偷》所要面对的，然而抛开市场取向就影片本身的质量来说，《岁月神偷》中十足的港味与纯情在小人物平凡生活的承载下还是带来了一个惊喜。

影片以上世纪60年代的动荡时局为背景，将镜头对准了香港深水埗的一个普通家庭，并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讲述这个家庭所经历的诸多往事。而这个孩子相传就是导演罗启锐自己的童年时代，影片也因此而多了一份自传的色彩，令人不禁感慨这个故事居然真的曾经发生过，至于其中到底有几分是真实的，又有几分是艺术编撰的，恐怕除了导演自己外谁都没法说清。

抛开这些真真假假的猜测，作为一部反映小人物生活的悲剧电影，《岁月神偷》自始至终都在营造一种哀伤的氛围。影片的前三分之一用了大量的时间讲述罗家和睦的生活，小弟与大哥之间的嬉戏打闹、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恩爱生活、大哥与芳菲之间的朦胧情愫，三段感情自影片开始的那一刻就勾勒出了大致的框架，也决定了《岁月神偷》在情感的表达上并非是针对单一感情的刻画。它的主线将涉及亲情、兄弟之情、恋情三个方面，而支线则将扩展到整个人际关系网络的各个角落。既导演在创作之初便已经还原了一个真实、合理、庞大的社会环境。而罗家就是切入影片中这个社会的入口。在这里，导演展示给了我们太多的欢乐，而轻音乐的衬托在给人清爽感觉的同时又暗藏着一丝忧伤，当罗进一在树林中与芳菲首次独处，尴尬地说到，“这些墓碑好漂亮”时，悲剧的本质第一次窜出了欢乐的表面， “墓碑”二字就像一把滑落而出的刀，在不经意间割裂了美好的氛围，令人心头一颤。然而这种感觉很快就又一次被家庭的欢乐所盖过。

《岁月神偷》真正的悲剧开始于芳菲大小姐身份的揭示，由于二者并不门当户对，恋情这条线索首先急转直下，令人倍感惋惜；之后罗进一又不幸患上绝症，流鼻血的暗示更是进一步把亲情即将面对的那种生离死别推上了主线。在这个过程中穷困的家境也频频为影片增添悲剧的气息。或许是为了让影片变得更为煽情，霸道的警察、冷漠的护士、一些列代表着“恶”的元素一一降临在这个原本就不幸的家庭上，就连台风这类自然灾害也把他们家吹得遍地都是残垣断壁。而孩子的视角偏偏又始终单纯、幼稚，当这些景象接二连三地伴随着小弟的口吻叙述出现时，残酷的现实在天真的眼眸中不断升华，渐渐吞没了那份无辜与善良，悲怆成为了挥之不去的观影情绪。（在达到煽情目的的同时，其实这本身也可以算是一种残忍的行为。）

作为影片第一视角的小弟，他眼中那份美好、和谐的景象一旦被破除，那么《岁月神偷》中的整个世界和人生都会立刻露出可怕的真相。导演通过这一幕幕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展示给观众，为了进一步扩大悲剧的毁灭力，影片对献血的特写也一度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并且用象征着芳菲对进一纯洁爱情的鲜花作为陪衬，这足以看出该片在煽情效果的渲染上下了多么大的狠心。在那一刻几乎影院中一半以上的人已经彻底哽咽了。然而，这种残忍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同样激发出了更多“形而上的慰藉”来弥补观众的伤感。

悲剧的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曾经就用“形而上的慰藉”来解释悲剧，这种形而上的慰藉使观众暂时逃脱事态变迁的纷扰，使观众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岁月神偷》中在进一离开人世后，小弟随着时间慢慢长大成人，他说“岁月才是最大的小偷，偷走了大哥、偷走了父亲与母亲”，这是导演借小弟之口说出的心声，这或许也是导演当年所著文集名用这四个字来命名的原因之一。

然而“岁月”这个神偷所偷不走的却是人们对于生命的那种自由意志。影片中的罗家在经历着这一系列的悲剧时，丈夫为妻子做了一双全世界最舒服的鞋，一步难，一步佳，在生活的路上他们步履不停，他们的生命在硬朗的步伐下所表现出的坚不可摧和欢乐的心态才是打动人心的关键。

在如今的电影市场中，《岁月神偷》的这种纯情是一个少见的另类，现在绝大多数的都市影视作品都以写实为首要创作原则，例如前阵子热播的电视剧《蜗居》以及即将上映的《杜拉拉》，他们主要以写实来激发现代人内心的那种共鸣。而《岁月神偷》则是以清新、纯情的风格展示了上世纪60年代的那份“善” 与“纯”，当然也有“恶”，但是这种“恶”是那么地直白而非狡猾。如此一比，不禁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