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卖身，我卖子宫》：勾栏里的百万富婆

文/灰狼

　　在香港有两个导演是最关注妓女生活的，一个是陈果，一个是邱礼涛，陈果的同情心全部撒给了来香港抢钱的大陆妹，也就是所谓的“北姑”；邱礼涛则是始终死守着天生天养了港人的这片土地，不带一丝妥协。或许是巧合，两人的妓女题材分别捧出了两个金马影后，一个是《榴莲飘飘》里的秦海璐，一个是《我不卖身》里的刘美君。

　　《我不卖身》里的黄秋生用他职业性的眼光去给别人估价，企街的毒姑保价为零，死了丈夫的孕妇妈妈可以拿到一百万，也依旧难以过活，她们都是社会角落里的苦命人，住在彼此的隔壁，在闪闪的霓虹灯下来来往往，每日相逢又不必相知。阿钟依旧是街边的流莺，摆脱不了尴尬的毒瘾和习惯性的职业，被人骂做“鸡”骂习惯了就不生气了；莲花是来港的大陆妹，嫁了一个香港人，结局却是拿子宫换幸福，不管卖身也好，卖子宫也好，她们的内心都闪烁着一种光芒，它叫做希望。

　　经济危机的萧条景象似乎被邱礼涛移植到电影里来，虽然那是千禧年，阿钟和她的同伴拉客却越来越困难，很多时候甚至只有靠熟客来接济，《性工作者十日谈》里的鸨母余安安说夜总会现在是夕阳产业，所以她们要关门了，小姐们要么从良，要么去企街，两年前还流行的“一楼一凤”也由于房租的上调而无以为继了，再加上北姑来势汹涌，阿钟她们的生活倒显得有些支离破碎了。卖身真的是很苦，港姐总是卖完了就磕白粉，仿佛那是她们身体受虐后的止痛药，北姑总是很勤奋，细心的攒着钱，心里打算着某一天上岸之时可以衣锦还乡，开个店铺或者办个学校，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下半辈子。

　　其实不光北姑在街边抢港姐的生意，金像奖又何尝不是呢？放宽政策的那天保利博纳就涌进来了，董平和于冬等人把香港电影引进了内地，港片那垂垂欲死的票房数字竟然扶摇直上，拜金主义占了上风，合拍电影似乎就成了一条唯一的途径，于是北姑们蜂拥而至，一下就抢走了四年的金像影后；导演也都学会了往北看，纯粹的港片已经寥寥无几，要么无法引进，要么压下停拍。反观肆无忌惮的大片占据了所有的院线，欺骗者所有消费者的钱囊，却没有一部关乎起这个萧条时代的主题来，真正具备了社会意义的竟然是《天水围的日与夜》与《我不卖身》这样的小成本港片，又是多么大的一种讽刺啊。

　　邱礼涛依然故我，摄影机扫过层层的街道，又对准了了一个个拉皮条的身影，神经兮兮的阿钟等待着龙年转运的到来，所以不停的拉客，只为了攒起整牙的资本来换取一份从良的信念；莲花挺着自己日益隆起的腹部去讨钱、去抗议，她不想落魄的回乡落位她人的笑柄，坚定起一种“死也要死在香港”的信念。在局外人看来，卖身与卖子宫都是在糟践自己的肉体，而两种人居然相互之间看不起，买子宫的说卖身者不干净，卖身者却反击道：我只不过卖身罢了，你连子宫都卖。

　　导演用这两块底料编织起香港性工作者的生活，摄影师阿志与买保险的刘福意成为了其中穿插的引线，估价是谁都会的，只要你看到的不是一隅而是全貌，导演也很聪明，慢慢的把整个性工作者的生活全局拉进了观众的视野，让我们的视线从最初的俯视开始慢慢的上升。人是不分贵贱的，性工作者也是人，为什么就应该遭到放逐呢？等我们回身看看，这些社会角落里的痛楚，又有谁是真正的关怀过呢？扫黄打非，说的很容易，查的很彻底，但是又有谁仔细想过造成这些女子命运的社会问题呢？

　　所以说我很欣赏邱礼涛，因为他真正感揭社会的伤疤，这个过程他自己也在痛，所以影片总会给人一种悲情的味道，不一样的是他不会如陈果那样的放任不管，而是用一种人物的振作来进行一种自我救赎。早日上岸、成为港人，在别人看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在她们做来便需要很多年，社会给予他们一片空白，她们别无他法，只能通过自己的身体耕耘去实现，性工作者不是可耻的，只要她相信光明，终有一天能够上岸，放下自己的臂弯去拥抱自己所爱的人，这份信念，是那些醉生梦死的性工作者所缺的，又是这个醉生梦死的香港影坛所丢弃掉的。

　　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叫做《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是一幅关于梦想无比璀璨的画卷，《我不卖身》没有那么华丽和绚烂，却通过简单细腻的笔画去书写勾勒了底层女子的悲欢，这个电影看似平淡，却折射出一种发自情感的力量。黄秋生最后给阿钟的估价从零变成了四百万，这个价码正好就是希望的价值，只要你的梦想不灭，你就可以成为百万富婆，任何人都可以做到。